中国知难而进延续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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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７月３１日电（记者张正富　刘刚　胡苏　顾烨） “十二五”开局之年已过一半。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９．７％，二季度增长９．５％，增速的回落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国际上一些舆论对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不太乐观，认为投资拉动不可持续，而出口、消费均较乏力，中国经济的奇迹很可能到了一个“拐点”。

    此间专家指出，考虑城镇化、自主创新等带来的“增长红利”，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依然可观。从种种形势看，中国经济已经避免了“硬着陆”，但如何走上更加科学发展的轨道，还需注入更大的智慧与艺术。

    中国经济知难而进

    从陕西到甘肃，纵横交错、符合国际标准的高速公路令人印象深刻。而在一些年前，这里很多地方的人，连自家方圆几公里外的地方都没有去过。

    记者看到，在西部一些二三线城市，也已是脚手架林立，房地产商正在向这里的市场转移。

    对交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的投资，常常被认为是拉动西部地方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

    今年上半年，投资对中国ＧＤＰ的贡献率超过５３．２％，拉动经济增长５．１个百分点。西部一些省份的官员对记者说，投资对当地ＧＤＰ的贡献率不低于７０％。

    对于奇迹般强劲发展了３０多年的中国经济来说，这不一定是值得欢欣鼓舞的现象。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也已为现有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国家审计署６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０年底，中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１０７１７４．９１亿元，占当年ＧＤＰ的１／４，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依靠中央政府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近３．２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地方政府债务尚不会对中国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构成实质性威胁，但是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肯定会逐年减弱。

    房地产市场本身也面临进一步调控。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压力较大情况下，下半年房地产调控如何落子，备受关注。

    在辽阔但相对贫瘠的西部，记者也看到了消费上升的景象。许多加油站前都排着汽车的长队，超市中水泄不通。在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的天水，中国经济型酒店锦江之星今年开设了它在这座城市的第一家连锁店。

    但是，整体上，当地消费还难称旺盛。不少市民反映，他们对通胀十分担忧，并仍被高昂的教育、医疗等费用所困。

    统计显示，上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１６．８％，比去年同期回落１．４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回落的幅度则更大。

    而在传统中国经济的龙头东南沿海，出口放缓、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用工荒等问题比较突出。

    今年二季度以来，严峻的外贸形势令福建泉州棉纺龙头企业宏远集团的副总裁陈苍松伤透了脑筋。

    去年国际棉价暴涨，严重推高纺织企业生产成本。没想到近期棉价回落，企业竟又遭受“二茬罪”。陈苍松说：“公司库存的棉纱等原材料，一般都是提前３个月采购，但近期国内外棉价下跌，所有棉纺织品出口价格跳水２０％，公司生产越多亏损越大。”

    福建是传统的外贸大省，今年５月份传统商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速，但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延续弱势；由于友达光电、捷联电子、厦华电子等电子企业对美出口锐减，全省５月份对美国出口仅增长１０．１％，增速比上月回落３．６个百分点。

城镇化“刺激”

    在接受采访中，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仍然可观，因为与欧美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仍旧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这本身就内含了经济增长的空间。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除了大量的机场、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中国城镇化背后酝酿着巨大的消费潜力。

    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就建议，要把城镇化作为拉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和政策着力点。

    中国在过去１０年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约１．７亿农民成为市民。根据今年３月通过的“十二五”规划，拥有１３．４亿人口的中国计划将城市人口比重从现在的４９．７％提升至２０１５年的５１．５％。如果以年均１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要达到目前发达国家７０％以上的城镇化水平，至少需要３．６亿农民在２０年的时间里变为市民。

    ２０岁的李丽娟就期待着能成为市民。在大型穆斯林服饰生产企业青海伊佳布哈拉集团有限公司宽敞明亮的车间，数百名工人在嗡嗡作响的绣花机、缝纫机前飞针走线。李丽娟坐在一台大型绣花机旁往电脑输入穆斯林“小白帽”的图案程序。

    李丽娟告诉记者，公司为她们交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每月的基本工资加绩效收入约为２３００元，工作两个月之后花１２００元买了一部触屏手机，上月的工资刚刚寄给妈妈为家里添置了洗衣机。“如果干得好，希望能和男朋友一起在西宁安家生活。”

    据公司副总经理马鸿雄介绍，公司近３０００名员工均来自西宁周边县城的农村。像李丽娟一样正在期待成为市民的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他们所推动的城镇化决定着中国依然处在较快增长的大周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咨询部副部长王军说，３．６亿农民将成为市民，首先意味着对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需求。中国政府计划在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５年间新建３６００万套保障性住房，实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更大范围的覆盖等措施都将带动投资，拉动经济。

    有专家认为，如果以５０平方米大小的房屋面积计算，每转变１％的农民社会身份，每年需要租售住房７００万套。如此一来，即使中国年出口率为零，也可以保证每年ＧＤＰ１０％的增长态势。

    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民转化为市民还将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

    “因为城镇化同时也是中国调整不同阶层收入差距，不同地区发展差距的过程，这种追赶也将释放出巨大的发展动力。”王军说

    但是，城镇化并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还需要各种综合配套体系的推进。

    很多人把目光投向重庆这个“中国的缩影”。重庆有３０００万人口，三分之二是农民。重庆提出了一项突破性的户籍改革计划：到２０１２年，让３００万农民拥有城市户口，用１０年时间新增城市人口１０００万。

转型和创新的挑战

    在稳物价成为当前头等大事、经济增速回落引起一些人担忧之时，结构调整似乎从人们关注的焦点中“淡出”。但正如专家一再提醒和强调的那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的主线，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才是事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要害。

    不少企业尤其是东部企业，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陈苍松告诉记者，为了摆脱廉价订单“依赖症”，集团正与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合作，加速“新型竹纤维纺织材料”项目建设，力争尽快压缩传统棉纺产品产能，将企业重心转向新型纺织材料的开发。

    两年前，以出口柴油发电机为主营业务的福建唐力电力设备有限公司遭遇金融危机冲击，来自海外的订单大幅下降，令公司总经理黄梦财至今还心有余悸。

    “企业不能孤注一掷，把重心全部放在出口业务上。”黄梦财说。自此以后，唐力公司加快引进绿色节能技术，开发天然气发电机组，大力拓展内贸业务；同时通过在海外铺设自有营销网络，持续稳定外需。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唐力公司内、外贸业务比重从２００７年的３比７调整到如今的各占５０％；同时依靠产品科技含量的提升，今年上半年公司订单量已达去年全年的三分之二，销售收入同比增长３０％左右。

    总部在深圳龙岗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则更是一个创新转型的样板。这家公司日前宣布，截至２０１０年底，该公司共拥有来自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１１万名员工，其中研发人员约占总员工数的４６％。

    在华为布置得像精品店一样的展厅里，年轻的技术人员用不同的语言为来访的各国参观团讲解公司的新产品、新技术。人们在自己感兴趣的展台前驻足、讨论、微笑、拍照。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周代琪说，公司正在开发像云计算这样最前沿的技术，同时也在回收旧手机等硬件，这是为了配合政府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关于“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但从整体形势上看，困难仍然不小。黑龙江英特瑞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计算机信息技术企业。该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多功能型数控车床，已申请到国家发明专利。“可以说我们的车床技术达到了国外先进水平，但在资金运营方面有困难，研发出来的好东西难以产业化。”公司董事长刘朝栋说。

    刘朝栋告诉记者，企业搞研发就等于烧钱，前期投入大。往往到成果出来了，大部分资金都已耗尽，真正到了产业化阶段反而成为“无米之炊”。

    除了融资这个“老大难”问题，各种内外部成本的不断攀升，也在煎熬着中国的企业家们。无论是在纺织、玩具、鞋帽等传统加工制造行业，还是在电子、信息、医药、新能源这些新兴产业领域，同样的问题摆在了不同行业面前。

制度安排

    此间专家普遍认为，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需要配以好的制度安排并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导向。

    顶层设计是今年以来说得较多的词汇。这意味着，中国改革走到现在，需要理性、需要统筹、需要全局观，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

    “这是在探索一个新的改革路径。”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说，“中国要超越以往侧重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创新的改革布局和改革战略。”

    如果要保障中国未来的发展，则需要消除对ＧＤＰ的盲目崇拜，这必须通过完善官员考核体系来完成；面对贫富差距的加大，必须从国家层面改革分配制度；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玻璃门”“弹簧门”问题，则需要政府从战略层面破除制约民企发展的现实瓶颈；对于房价暴涨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拆迁等民怨集中的问题，则需要综合利用经济和社会手段加以解决。

    今年“两会”通过的中国“十二五”规划明确对官员考核要强化“综合评价考核”，同时强调将考核结果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

    在中国西北的甘肃省，１４个市、州党政官员的“工作实绩评分表”中的主要经济指标考核权重从５０％不断下降至２５％，与之对应的是，社会发展指标权重已上升到５１％，远远超过经济指标权重。（参与报道记者：刘铮、朱国亮、勿日汗、曹霁阳、王军、高星、宗巍、陈国洲、叶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