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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位于爱知县的总部国际空港,小许、小沈和小张三位年轻的中国小伙子,拿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上海。三人谁都没有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结束他们的日本“研修”之行。来自中国安徽的3名年轻人,带在日本的时间,最长的也只有半年,最短的仅4个月。
3月11日的一场9级地震和大海啸,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核电站危机、核辐射扩散,引发了在日中国人的紧张和恐慌,在震后4周,就有18.5万名中国人离开了日本。在这期间,大量在灾区,以及灾区以外地区的中国研修生、技能实习生(文中统称为研修生),自发地或者有组织的进行了“撤离”。
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静冈县藤枝市,在静冈县某事业协同组合旗下企业工作的几名中国研修生小许、小沈和小张,也是日夜关注着震后形势,心里也是非常惊慌。与他们本人相比,更加惊慌的是他们在千里之外的国内家人,亲戚朋友几乎天天在电话中催促他们快快“逃离”日本。
家人的担忧,以及日本每天“恶化”的局势,也让小许他们异常矛盾。他们来日本才半年不到,希望继续在这里工作、挣钱;但家人却非常担心,整天提心吊胆。为了给家人一个安慰,也让他们放心,他们向组合提出,希望组合出一纸正式材料,声明静冈和藤枝是安全的。但是,3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本来并不离谱也并不很难的要求,却遭到组合一口拒绝,最后导致一场冲突,以他们不情愿的方式,无奈地离开了他们所喜爱的工作岗位,以及他们向往的在日本的生活。
地震引发家人担忧
研修生要一纸证明
小许等3名研修生(技能实习生),年龄都在25岁,出身中国安徽省,由当地的中介公司派遣,先后来到静冈县藤枝市,在一家喷漆会社研修和工作。日本方面的接受单位,就是被研修生指控打人的理事长所在的组合——静冈县某事业协同组合。
4月1日,小许他们商量后,给组合打了个电话,希望组合出面写个书面材料,告知家人这里很安全,让家人放心。但是,他们的要求被组合拒绝了。
4月4日周一,小许照常去上班,另外2人没有上班。组合来了人,说你们去上班,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4月5日,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当天上午,组合方面再次来人,跟他们几个交代说:你们每人需要交30万日元的保证金,如果再闹的话,30万保证金就没收!下午,理事长亲自出面了。他带着会社专务,以及3名中国人翻译,从组合所在地的榛原郡,赶到藤枝市,赶到了小许他们的宿舍。
那天,3人都在宿舍,沈和张在客厅,另外一名中国人同事请了病假,在另外一间屋子躺着休息。小许对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他去开门,刚刚打开门,理事长就冲着他一拳打来,小许躲闪不及,被击中眼角。随后,理事长进屋后,又一脚踢了客厅内的一个小桌柜,将桌柜踢了一个洞。然后,他又去掐小沈的脖子,掐着他逼他到里屋的墙角边。小沈被掐着脖子,只能坐到地上。
3名研修生说,理事长一边动粗,还一边骂人,厉声说:你们马上收拾衣服和行李,给我走人!你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们给组合解雇了。
除了理事长在屋内“动手动脚动嘴”外,另外4个人都在门口站着,目睹了这一切。在另外一个屋子里的研修生,亲耳听到这一幕,吓得不轻,他不敢出声,也不敢出门去看一下。
研修生随后去警署报案,但是警署并没有理解受理。
流落街头求助大使馆
领事官员亲赴藤枝市
3名研修生一下子感到事情严重了,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小小的要求,被组合拒绝后,又遭到开除和殴打,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但是,理事长放话了,让他们“走人”。没有办法,他们只能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离开了宿舍和会社。
当天晚上,他们在街头露宿,4月6日,3人来到静冈市,又在车站过了一夜。
在无助和惊吓之中,小许他们想到了唯一可以依赖的“亲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4月6日一早,走投无路的3名研修生,给中国大使馆领事部打了电话,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在接到研修生们的投诉后,大使馆领事部非常重视,侨民保护,是领事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一名领事部官员曾亲口告诉记者,中国研修生实习生,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因为种种原因,在日本社会中,还是一个弱势群体。因此,倾听他们的呼声、保护他们的权益,是领事部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当然责任。当天,领事部作出决定,在目前领事工作非常紧张、人手不够的情况下,立刻抽调两名领事官员到静冈县,实地了解情况,妥善处理。
4月7日,两名领事官员赶到静冈市,与3名研修生会合后,一同前往位于藤枝市的藤枝警署,再次去报案。在此之前,3人已经到过警署一次,投诉理事长的暴力行为,但是,也许因为语言障碍,说明不清等原因,警方没有正式受理他们的“被害届”,也没有正式做调查笔录。
当天下午,组合派了人来到警署,在警署,双方当事人,在中国领事官员和警察的见证下,做了沟通。研修生方面提出两个要求:首先要理事长向他们道歉,然后,是解决这段时间(即回国前)的住宿等问题。
但是,组合方面却是“针锋相对”,并且提出3个“说法”:1,理事长没有打人,也不可能打人;2,你们自己走了,那就跟组合没有任何关系了;3,三人如果报案,那就会被看做是“组合的敌人”。
双方立场对立,自然是不欢而散。
研修生无奈回国
理事长另有说法
研修生已经2天在外露宿,在领事官员的强烈要求下,组合同意当天晚上3人回宿舍过夜,但是只限定一晚。
4月8日,领事官员再次陪研修生到了警署报案,这已经是连续3次到警署报案,这一次,警署接受了3人的“被害届”,做了正式的调查笔录,警方勘查了现场,对3名报案人做了调查取证,至此,“被害方”的调查已经全部结束。
当天晚上,是领事部干部帮助3人解决了住宿。4月9日下午,领事部干部目送3名中国研修生,在中部机场乘上东航班机,离开了日本。
4月21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冲突的另一方当事人——组合理事长,理事长开宗明义表示,他根本没有打人,连手指都没有动他们一下!他还信心十足地说:如果他们要告,就让他们告好了。
在理事长的陈述中,事情经过又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
4月3日、一名研修生来找我说“放射性物质很恐怖”,虽然翻译说了“在静冈没事”,但他表示“家里人说让我回国”。
4月4日,1名研修生去上班了,但是另外两人却是无故旷工。因为会社给组合来了电话,我就到研修生宿舍去看了看。当时,研修生表示“因为家里人说让我回国所以我想回去”,我跟他们说,“因为来日本还不到一年,所以回去的机票只能自己买”。
4月5日、3个人都没有去上班。会社给组合打来电话。我也想听一下研修生的意见,就由我、3名翻译和会社专务一起去了研修生的房间。
根据理事长向记者描述,在宿舍,理事长斥责他们无故缺勤:“为什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就缺勤了”。当理事长说“如果害怕核辐射的话,就自己买机票回国”之后,研修生们就开始往包里塞行李。下午3点左右,研修生们去和会社打了招呼,随后就不见人影了。因为担心,我们出去寻找过他们,但是已经哪儿都找不到了。
4月6日、中国大使馆领事馆的一名官员给组合事务局打来电话,说“刚才3名研修生给他打来电话说‘理事长对他们使用了暴力,没有钱就在车站住了一夜。很为难’。”理事长在电话中说“当时我、三名翻译和会社专务都在场,也许说的一些话让他们生气了,但根本没有碰过他们”。
4月7日,3名研修生和领事官员在藤枝警署给组合打了电话,理事长:“你们可以去告啊。”
理事长在接受采访时还这样介绍,4月8日,研修生们到藤枝警署报案,警方暂时受理了被害届,知道了事情原委后,警察也露出了“即使报警也没用”的为难表情。理事长最后说:“我等着被警察传唤,但是过了这么久,不知道为什么警署并没有联络过我。”
使馆向外务省提交照会
藤枝警署称还在搜查中
在当地详细调查实情,听取了各方意见和说法,并送走“含冤”回国的3名研修生后,在与组合和理事长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中国大使馆以及领事部非常重视这一起研修生的投诉,从重视领事保护出发,中国大使馆要求有关方面有个正式的“说法”。
4月14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正式向日本外务省提交外交照会,介绍了这一起中国研修生遭殴事件的经过,并要求日本外务省协助妥善解决这一事件。在照会中,中国大使馆表示,在此非常时期,望外务省敦请有关方面以及业务主管机构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督促日方组合和接受单位的行为,切实维护技能实习生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引导各方面因势利导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技能实习生的业务健康有序的发展。记者获悉,日本外务省中国-蒙古课作为窗口,接受了中方的照会,并表示重视这一事情,尽快向有关方面反映和转达。
4月21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外务省中国-蒙古课,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介绍说:“大使馆4月14日发来正式文件,既然来了文件就不能置之不管,我们会继续负责,酌情处理。”
4月8日和20日,记者也两度采访了藤枝警察署。在4月8日的采访中,一名副署长告诉记者:“4月7日我们接到报案,现在刚刚开始搜查。”4月20日,记者再次拨通了警署电话,那位副署长可以告诉记者的,还是那句话“现在还在搜查中”。
在记者展开一系列的调查采访中,4月9日下午,记者得知3名研修生已经无奈回国,记者不知道他们3人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情离开的,但是,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地震的摇撼、海啸的疯狂,以及核辐射的恐惧,并没有让他们“逃离”日本,但是,他们的一点合理要求,或者说一点小小的心愿,却换来一顿“暴打”和立即解雇的咆哮,这让他们伤心至极。3名年轻人,抱着无奈和一丝怨恨,在樱花盛开之际,飞离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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