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墨看大选】为钱服务:自由党别无选择

新闻3

政党政治从某种意义来看，也是“市场化”的政治。

工党与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各自的“市场定位”十分鲜明：工党代表劳工阶层，自由党代表工商界，国家党代表农场主。他们在执政期间所制定的系列政策，就是他们“阶级属性”最为直观的体现。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养老金保障费”（Superannuation Guarantee，GP）政策的系列变化。

1992年工党政府主导通过了《养老金保障法》（Superannuation Guarantee (Administration) Act），规定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一定比例的养老金（即“养老金保障费”），以企业所支付的年工资总额100万澳元为界，其下者为3%、其上者为4%，逐年增加，到2002-03年度达到9%的峰值。1  

两党经过长期博弈后，在2013年修订立法，确定于2019年7月1日达到“养老金保障费”峰值12%。2 此时，是工党执政的最后阶段。自由党上台后，在2014年财政预算中提出将峰值实现年份延后3年，至2022年7月；之后，自由党政府将其再度延后3年至2025年，并主导议会成功通过法律修正案。3

自由党政府将实现“养老金保障费”峰值的时间推后6年，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受益最大、最直接的是企业主阶层。

在国家治理方面，工党更为注重“分蛋糕”，澳洲的很多福利措施都是工党执政时推出的；而自由党则更为注重“做蛋糕”，像经营公司一样经营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超过对福利分配的重视。自由党“为钱服务”，既体现为在政策制定时，向企业而非员工倾斜；也体现在国家经营上，首先追求国库充盈，“富国”优于“富民”。自由党总是宣称，与大把花钱的工党相比，自己才是称职的职业经理人。从单纯的“经营业绩”看，他们说的似乎并不错。

1996年大选，自由党在霍华德率领下打败工党，夺回执政权。当年，工党政府的财政亏空达80亿澳元。4

11年后（2007年），陆克文率领工党卷土重来，霍华德给他留下可观“遗产”：当年，政府的现金盈余为197亿，占GDP的1.7%，财政总盈余为210亿澳元，占GDP的1.9%。5

2013年，政权再度易手。在工党执政的最后一年（2011-12年度），政府的现金亏空为226亿澳元，占GDP1.5%，财政总亏空为203亿澳元，占GDP1.4%。6

工党执政6年，澳大利亚的国家总债务从500亿增加到了4000亿，自由党党魁阿博特对此痛批：“我们的孩子、以及孙辈都不得不为此债务挣扎，我们不能这么过下去。7” 当时自由党提出的竞选口号是：“是时候赶走史上最差的政府”8。

从官方发布的“国家财政平衡”（National Fiscal Balance）看9 ，“断崖式塌陷”的确发生在2007年——工党击败自由党取得政权之时。

“国家净负债”（National Net Debt）自2003年（自由党当政）消除，在2007年（自由党执政最后一年）达到盈余顶点。随后，在工党执政期间，债务开始攀升，并于2009年突破零点重现净负债，且一路增长：

“结构性预算平衡”（structural budget balance，SBB）的研究同样表明，自由党当政时的2002-03年度， “结构性盈余”占GDP的1.75%-3.25%。随后，在政权易手的2007-08年度，“结构性预算平衡”越过平衡点跌入“结构性亏空”，于2011-12年度（工党执政最后一年）达到峰值，占GDP的-4.25%。随后，在自由党执政之后，开始强劲反弹10：

“联邦议会预算办公室”研究了2002-03年度到2012-13年度十年间的“政府开支”（Government Spending），发现其可以划分为鲜明的两段：

这一阶段，正是自由党执政时期。

第二段，2008-09年度到2012-13年度，政府开支年均增幅为3.6%，GDP年均增幅为2.4%，前者高于后者高达47%。这一阶段，正是工党执政时期。

从这两个阶段，可形象地看到工党的“口子”的确开得比自由党大多了11：

一系列的数据的确对工党极其不利。“为钱服务”的自由党，真的比服务劳工的工党更能理解资本、更能管理国家、更能为国挣钱？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自由党、尤其是霍华德11年执政时期的自由党，与其说是更有能力，不如说是更有运气12。 霍华德当政时期，正好赶上了世界经济、尤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资源为主的澳洲产品供不应求，财政收入汹涌增长，其强劲势头大大出乎霍华德及其财长的预料。政府被钱淹没，难题不是如何挣钱，而是如何花钱13。

而2007年政权易手后，工党政府面对的却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萧条。虽然中国很快复苏，并带动了澳洲的资源产业，但霍华德在黄金时代已经大举削减了相应的税收，国库因此难以分享到更大比例的资源红利。

此外，霍华德时代的财政盈余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大举出售国有资产，包括悉尼机场、澳洲电讯（Telstra）等等在内的大型国企都先后实现了私有化，给自由党的政绩榜贴金。14 当工党面对艰难的经济大环境时，手上较易变现的资产也所存无多。因此，有论者感慨：潮水褪去后，才能发现谁在裸泳。工党的泳衣比较松，被冲走了，自由党的比较紧，但其实是大势不同了，决定因素是“运气”。15

工党留下的巨大窟窿，很大部分是为了救市而造成的。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势禁形格之下，不论是谁当权，都只能救市、只能进行赤字运营。16  2013年，阿博特率自由党重夺政权后，发现自己并不比工党有更多的政策选项及运作空间。

大选期间，澳大利亚的汽车生产厂家纷纷宣布裁员减产，福特、霍顿和丰田先后宣布将在2016-17年关闭17，这将造成数万人面临失业。局势如此严峻，自由党体会到“当家难”的压力。2014年，阿博特政府推出了第一份财政预算，18 大动手术，改革力度之猛前所未有。 这一系列政策着眼的重点是“节流”，目标则是首先保住3A国家主权信用评级19。

然而，受“节流”影响最大的是普通民众，他们对自由党的“开源”无方大为失望，这导致自由党的民意支持率不断下跌，反过来催化了其党内斗争，成为“宫廷政变”的主因之一。

2015年，谭宝赢得自由党党内斗争，取代阿博特担任党魁、接任总理。然而，“当家难”的魔咒并未因此消逝，谭宝发现自己除了追随阿博特的政策之外，别无良方。更令自由党郁闷的是，就在其陷入内部纷争的时候，反对党工党却在自由党自认为最为拿手的经济建设领域抢尽风头。工党的影子财长宝文（Christ Bowen）挟多年执政的经验优势，针对税改等，频频公开发布政策建言和预测，提前落子，将自由党政府逼入两难境地：听则丢脸，不听则无计可施。

重振经济需要一系列具体有效的措施，绝非更换领导人就能一蹴而就。正如谭宝在挑战阿博特时指出的，澳大利亚面对的经济困难是全球性的、结构性的，不可能通过短期政策解决。经济困境的长期性与选举政治的短期性之间出现的周期错配，对于执政党的压力要远远大于反对党。

困扰自由党的另一个问题是执政团队。

2013年阿博特推出的首个内阁中，19人中有15人曾在霍华德政府中服务过。20 看似执政经验不俗，但细看履历，这15人中担任过内阁要职（如财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贸易部长、劳工部长）的寥寥无几，且已离开政府至少6年，执政能力不如工党的现任班子。

谭宝夺位成功，很重要的是依靠与本党议员们、尤其是内阁成员们进行政治交易，但这样的妥协也令谭宝无法放手进行人事重组，只能小调整，这又招来媒体的广泛批评。内阁的不团结、不稳定问题，依然困扰谭宝，其与最为重要的内阁成员、财长（Treasurer）莫里森（Scott Morrison）之间频频传出不和，被媒体爆炒热议，21 谭宝因此被责智商上“聪明”(bright)有余、情商上“睿智”（Smart）不足。22

谭宝之所以提前大选，正是基于党内外的艰难处境：既要对内摆脱半路接的“二手”班子，打造一个自己的团队；又要对外应对工党的攻势，在自由党的颓势还不至于失去执政权的时候赶紧大选。

正是找准了“为钱服务”的定位，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才能在人多势众的工党面前，成为一个强劲的对手。但是，“为钱服务”讲究的是“技术”，远比均贫富、搞福利要艰难。“技术”能力的高下，就成为考验自由党每届领导层的试金石。

民意是现实的，政治是冷酷的，当谭宝的明星式光环已经消退之后，他能否带领自由党做好“为钱服务”，这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政治前途，也关系到自由党究竟还能执政多久……
源自今日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