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区探索网格化社会管理新模式

新闻

北京日报

本报记者 祁梦竹

　　5月19日，东城区东花市忠实里南街1号楼。拿着捐款，周敏泪水涟涟。43岁的周敏因病没有工作，儿子还小，一家三口全仗着老母亲每月一千多元的退休费。前几天，她又住了院，日子雪上加霜。

　　“大家都来帮一把。”“格长”张金凤贴了个捐款倡议书，没两天工夫，“格”里的街坊们就凑了一千多元。

　　“格”，一种新的社会单位。以“格”为基础的新的人际关系，正在悄然形成。而这种全新社会单位的出现，完全缘于一项社会管理的创新。

　　“网格化”精细管理

　　周敏家所处的“格”是东花市街道的第二十个，东起忠实里南北马路，西至二环路，北起建国门铁路，南至两广大街，面积10余公顷，内有居民楼6栋，居民1334户、4千余人……

　　这样的“格”，东城区共有589个。

　　改革开放的北京，城乡建设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

　　发展了，人多了，各种社会管理的问题也日益凸现。与此同时，原先以条块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管理体系，功能却在弱化。如何实现有效的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东城区在实践中探索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基本单位——“网格”。

　　2003年年底，东城区创造了网格化管理新模式，以每1万平方米为基本单位，将当时的25.38平方公里辖区划分成了1593个网格单元，由350名城市管理监督员实施全时段监控。

　　彼时的“网格”，主要是城市管理的工具，着眼于市容的清洁、居民的投诉、对辖区内摊贩的管理、非法小广告的清理等。

　　从去年起，东城区的“网格化管理”全面升级，网格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管理功能。全区被划分为589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有“七种力量”进驻：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网格消防员，“一格多员、一员多能、一岗多责”，覆盖日常生活各个层面。从区、街道一直到社区和网格，建立了四级管理体系。

　　这样一来，“格”里拥有7大类、32小类、170项信息、2043项指标的信息数据库，不但管理更精细化，服务性也更强了，其对象由过去的区县、街道，延伸到社区、网格、家庭甚至个人。

　　今年“五一”上午9时03分，建国门街道苏州园社区的“网格员”王岳发现一处卫生死角，拍下图片传到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综合指挥分中心，管理员轻点鼠标，任务马上被派到了街道环卫所，附近的保洁员接到指令，迅速赶到“问题点儿”清扫，20分钟后，清理完毕。

　　5月10日，中午11时，建国门街道的金秀英老人需要午餐服务，拨通了社会服务管理中心的电话，接线员迅速查找到最近的“协议餐馆”。15分钟后，热乎乎的午餐摆上了老人的餐桌。

　　根据东城区政府的建设目标，“格”还将引入最先进的现代科技，构建一个天上有云(云计算中心)、地上有格(社会管理网格)、中间有网(互联网)的新型社会服务管理体系，实现“人进户，户进房，房进网格，网格进图”的目标。

　　东城区是“网格化”，朝阳区则是“全模式”。“全模式”管理包含应急管理、城市管理、综治维稳、安全生产、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经济动态、法律司法、党建工作等10大模块，把涵盖居民生活的79个大类、439个小类、3452个细类的社会事务全部数字化，居民们“看单点菜”，“管事”的人就在身边。

　　朝外街道的“一刻钟生活服务圈”，不但为居民解决了就餐难、看病难、停车难等棘手问题，甚至还提供舞蹈队、合唱队的活动地点、活动时间等信息。坐在家中，居民就能轻松享受到订餐、代购、身体检查等近百项服务。

　　海淀区的“公约化管理”、原崇文区的“信访代理制”……各区县因地制宜推出的各式高招，不断创新和丰富着北京社会管理的模式。

　　“新居民”互助自律

　　2009年9月，租住在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苗圃大院的“新居民”们在一起讨论制订了大院的“新居民公约”。

　　来自黑龙江的杞文华提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大家要伸出援助之手；来自安徽的刘玉燕提出：人与人要互尊、互爱、互助，和谐相处；来自安徽的谢春霞提出：要做到人走火灭，不使用不合格炉具……

　　“新居民”，是石景山区赋予流动人口的“新身份”。

　　苹果园地区流动人口大量聚集，一度超过5万人。针对这种状况，2009年，苹果园街道在全国首创了“新居民互助服务站”，以大院为单位，政府牵头，房东和外来人口共同参与，形成了一个流动人口的互助组织。

　　这个“新居民服务站”，实现了三个“新”，即“新称谓、新内涵、新关系”。新称谓，是将旧称“流动人口”亲切地改称为“新居民”；新内涵，概括为三句话：居民式待遇、互助式服务、自治式管理；新关系，指新居民与政府之间、新居民与新居民之间、新居民与老居民之间的三层互助关系。

　　服务站还提供流动人口登记、代办暂住证、组织用工招聘会等多项服务，“开展文体活动、组织居民讨论、给困难家庭作服务，什么都管”。

　　如今，39岁的刘玉燕每天都会穿上那件印有“新居民互助服务站”标识的天蓝色T恤衫在街上巡逻。

　　环境干净了，治安变好了，大院实现了零发案率。“新居民”们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弥补了政府部门的管理缝隙，也让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到本地区。

　　流动人口众多，始终是北京社会管理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今年5月初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本市登记的常住人口是1961.2万人，其中，户口不在北京，而长期在北京居住、生活、学习的人数是704.5万人，占35.9%。也就是说，每三个北京人中，就有一个外地人。

　　源源不断涌入的来京创业者、务工者，既为首都建设提供了生力军，也不可避免地给北京的社会管理带来压力。对“新居民”既要管理又要服务，北京在不断破解难题。

　　在顺义空港开发区，有一处天馨公寓，是专门为来京工作人员设立的，占地30亩，437间宿舍，浴室、阅览室、球场……设施齐备，还有保洁、安保等24小时的服务，附近11个企业的2746人居住在此。这叫“四集中”：集中居住、集中管理、集中服务、集中宣教。像这样供来京工作人员集中住宿的公寓，顺义已建成多处，“以产引人，以业控人”，有效地规范和引导了流动人口的生产和生活。

　　朝阳区设计了面向流动人口的“一卡通”服务管理体系，推出一种与市民使用的社保卡类似的带芯片的磁卡，涵盖社保、就医、计生、公交、购物积分等多种功能，甚至与银行系统和各个社会管理单位相衔接……

　　“社区化”改变乡村

　　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是个只有300多村民的小村庄，但这里的流动人口，高峰期曾达2400多人，倒挂现象严重，带来了严重的治安问题，打架、偷窃案时有发生。

　　但如今，村里面貌发生了大变化：不仅再也没有刑事案件发生，“自行车放外面都丢不了。”村民杨贵梅说。村容村貌也变得干净整洁了。

　　带来变化的，是一项对农村而言史无前例的创新——社区化服务管理。

　　这项探索，实际上是将城市社区管理的方法和思路引入到农村：村里修了围墙，出入村口统一要求示证；安了探头，实现主要街巷、出入口全覆盖；组织了专职的巡防队，白天黑夜有人巡逻；村民有房屋出租，村里分片包户实行网格化管理；村里还有了保洁员；路边施划了车位，车辆有序停放……

　　这下，不但本地人生活踏实了，流动人口也享受到了“社区化”带来的好处。

　　从山西来的申转转在大生庄村租了一间18平方米的门脸房，做点儿小生意。随着村里环境秩序的好转，她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如今她又租了一间房，经营面积扩展到36平方米。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在都市边缘的城乡结合地带，人口骤增且成份混杂，社会管理问题日益突出，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方法和思路。

　　祖祖辈辈在大兴务农的赵振华，如今住在黄村镇枣园尚城小区。今年1月，他腾出了一套两居室的回迁房出租，立马就拿到了25000元的全年租金。

　　“这房租得踏实，”赵振华说，“政府帮咱找的房客。”

　　政府帮农民出租房子，缘于黄村镇推出的一种“代租制”。由镇政府通过集中托管租赁，让农民手中闲置的回迁房变身“公租房”，租给附近产业园的职工，既解决了这些职工的住房需求，又保障了农民出租房屋的收入，还消除了以前农民“吃瓦片”各自寻租时的种种乱象。用赵振华的话说，“咱家那房，住着白领，住户靠谱，还定期有工作人员到家里入户，帮着查水、查电、查气，咱就不操心了。得了实惠，还踏实放心，我拥护这新政策。”

　　顺义区马坡镇庙卷村，从去年起开始实行“精细化社区管理”。村里有公共停车场、警务工作站、出租房屋服务站、治安巡防工作站和民调室、监控室，全都专人专职，24小时全天候，有啥事，随时来。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农村在变，农村的社会管理的招儿也在变。

　　“楼门长”服务到家

　　“通知楼门长们，让居民检查自家燃气。”

　　写通知，发送信息，5分钟后，电脑显示：西城区月坛街道三里河一区的120个楼门长都已接到了通知。

　　在西城区，有34210个楼门，每个楼门，都有一个楼门长。

　　楼门长不是“官”，但楼门长挺重要。他(她)是楼门里的宣传员、信息员、管理员、联络员、组织员、监督员、协调员……只要楼门里的事，都能操上心。

　　如今的城市里，“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人”又变成了“社区人”、“楼宇人”。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在社区、楼宇里生存着，不是在住宅楼，就是在办公楼。

　　楼宇，成为社会管理的又一个新的单位。楼门长，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管理者和服务者。

　　西城区在3万多名楼门长的基础上，借助物联网、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创新推出了“全响应”社会服务管理模式。

　　三里河一区的居委会，信息发送端是一台安装了管理软件的电脑。各楼门长家中，则有一台书本大小的数字机顶盒终端。居委会通过电脑随时发送的文字通知，在接收端会变成一条语音信息，楼门长看到“新消息”的提示，一按机器上的播放键，语音通知便即响起。楼门长再告知本楼门的住户。

　　楼门长要负责采集“10+X”信息，按时上传。“10”是指本楼门户籍人数、常住人数、流动人口等10项固定信息，“X”是指群众诉求、安全隐患等特殊信息。居民们的诉求，由楼门长上传到信息响应综合平台后，社区、街道、区相关职能部门三级联动，根据职责及时响应处理。

　　不仅是住宅楼，商务楼宇里也逐步建起了楼宇社会服务工作站。

　　2009年起，朝阳区社工委开始构建数百座商务楼宇的服务站，如今已经做到了全覆盖。楼宇服务站集中了党务、政务、社务的职能，增加了工商服务、税务服务、交通服务等“两新”组织需要的服务项目，还细致地规定了每项服务的服务对象、服务时间和完成时限。

　　各种“枢纽型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壮大。532家工会服务站，覆盖480万工会会员；5000多家各级各类青年社团组织，巩固和加强了青年的组织网络；150个温馨家园，为14万多名残疾人提供了康复训练与服务……

　　人的存在方式、社会组织形态不断变化的今天，社会管理的形态也随之在不断地创新和改变。

　　“民情图”体察需求

　　“书记负责亲自抓，委员明责包到家；一目了然院落图，每天入户准备足；社区民情随时记，委员归来勤通气；协调力量解民难，规定时限还民愿……”

　　这是东城区九道湾社区的“民情日记工作流程歌”。

　　从2005年1月至今，九道湾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们，已经记录了“民情日记”5万6千多篇，为居民办理各项事务11万件。

　　九道湾社区是个典型的平房区，12条小巷，197个门院，1507户人家，4100口人。每天，将居民的大事小情、意见需求记入民情日记，已成为九道湾社区工作人员们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为了摸清社情民意，他们每天至少要花半天时间入户走访。

　　翻开九道湾的“民情日记本”，谁家有人残疾，谁家有人失业，谁享受低保……居民的烦心事、困难事，记得一清二楚。

　　“民情日记”，是九道湾社区为第一时间了解居民需求而创设的社会管理新手段。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发现群众的需求是社会管理的第一步。把群众的需求当成社会管理的“指南针”，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

　　丰台区角门东里二社区，辖区内16栋居民楼每栋都有一张“民情图”。打开“民情图”，谁家是空巢老人，谁家的房子在出租，党员和居民代表分布在哪儿……一目了然。居委会根据“民情图”为居民分门别类提供服务：对空巢老人，不定期上门走访，了解困难；对低保户，帮他们找就业信息，联系工作；对残疾人，帮助他们利用好社区里的康复设施……社区服务有的放矢。

　　东城区有“居民议事厅”，张家有什么想法，李家有什么意见，赵家有什么需求，大家畅所欲言，政府想法解决。

　　在石景山区，创造性地推行了“地区代表会议制度”，辖区居民按常住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选举出社区居民代表，代表们从居民中收集意见建议向社区反映……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社会管理的创新，说到底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发现群众的需求和期待、不断发现矛盾和问题，然后不断满足群众需求和期待，不断寻找或创造方法去解决矛盾和问题的过程。

　　北京的社会管理，就是朝着建设和谐社会、首善之都的目标，在这样一条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