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元氏4年前取消城管:县城现清明上河图场景

新闻3

　　城管的救赎
　　如今，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已成转型期中国各城市每天上演的剧目。
　　作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长期“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互动方式，同时夹杂着冲突和流血。近日，湖南临武瓜农邓正加的死亡让城管暴力执法再次引发网民声讨。联合早报网一项关于“城管存废”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投票的29043个网民中，40%的人认为，城管制度应予以废除。但也有41%的人更赞成城管的改革。
　　人们追问，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而“有损城市形象”的小贩是否应该成为城管执法的对象？这种尴尬执法与暴力抗法之间又该如何调解？城管作为现行管理体制中，与基层接触面最大的部门，摩擦面最大，面对与社会最底层接触面最广的现实，如何突破？
　　一个干过两年城管“临时工”的年轻人说，因为城管的身份，他吹了三个女朋友，父亲一气之下让他辞去城管，“咱就是回家当农民种地也不干了。”他曾经的同事和领导，在陌生人面前，都不敢说自己是城管。他说：“今天这个局面，是城管自己造成的。”但他也说，城管的确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秩序而工作，但和商贩的矛盾咋解决，至今他都没想明白。或许，很多学者和管理者也没搞明白。
　　如今，各地城管部门试图通过诸如“眼神执法”、“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等方式进行自我形象的救赎，然而，屡屡见诸媒体的暴力执法让其作用大打折扣。或许，在这些花样繁多的形象救赎背后，真正应该完成的是城市管理理念的救赎。
　　河北元氏城管的死与生
　　现在的城市没有城管会怎样？4年前，河北省元氏县曾因为一起城管和民众的对抗，导致城管大队被撤销，一度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城管的县城。
　　“没有城管了！”元氏县城的小贩们顿时活跃起来，大街上一片繁荣，叫卖声此起彼伏，活像一幅现代的《清明上河图》。然而，没有城管的状况仅持续了7个月，新组建的城管大队便挂牌了……
　　“我都不知道我们县的城管这么有名！”7月24日下午，元氏县委宣传部一位女工作人员，看到记者一脸惊诧。
　　两千多年来，元氏县从未改过名字，也并未因此出名。但2009年6月的一场因为城管乱收费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却将这个小县城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随后，元氏县城管大队被撤销，让它一度成为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城管的县城。
　　4年过去，现在的元氏县又是一个怎样的模样？
　　多收60元停车费引发撤销城管
　　“谁说我们没有城管！”7月22日下午，元氏县城汽车站，“黑车”司机老冯说，“城管还少啊？县城一征地，城管就是拆迁的，一个个人高马大，拆你房子挡都挡不住。”
　　因为元氏县汽车站地处偏远，又没有直达县城的公交车。老冯和像他一样的“黑车”司机看准了这个生意。他开着一辆破得不成样子的“捷达”，往返于汽车站与县城之间，单程15元。钱不多，但他很享受这份工作。对于城管，老冯有种莫名其妙的厌恶，可他从未和城管发生过冲突。
　　但老冯记得，发生在2009年6月初的那场冲突。司机黄星也清晰记得那天可怕的一幕：几十个城管队员拿着手铐，向县城的“村村通”公交司机要钱，不给钱不许走，有人反抗就为他戴上手铐。
　　黄星今年40多岁，穿着一件原本是黄色，但又洗得发白的衬衫。他开一辆由摩托车改装的小三轮车，车窗上写着大大的“出租”两个字。
　　元氏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河北省中南部。全县人口约40万左右，绝大多数在农村。为方便农村人口出行，自2005年起，该县文化宫广场上就设立了“村村通”线路。
　　2009年6月以前，“村村通”停车费是每月30元，但到了2009年6月1日，该县城管队单方面提高停车费，要求每月上交90元，遭到了司机们的抵制。
　　黄星回忆，当日下午2点多，县文化宫广场上突然来了十多辆面包车，将“村村通”车辆围堵在一起，不给钱就不许发车。一下子，乘客的抱怨、司机与城管的争执掺杂在一起，有人骂娘，有人骂城管，有人骂司机软弱。“后来，有人起哄，说打吧，就有人用手里的物件猛砸客车。”黄星说，“自他记事以来，元氏县从来没发生过这么大的事。”
　　此风波经河北媒体报道后，石家庄纪委成立调查组，调查该县城管收费是否合法等。调查组人员发现，元氏县城管队是1998年设置的临时机构，虽然城管队大队长张志民编制上是县公安局民警，但其余人均不具备执法资格。因此，收取停车费完全属于违法违规。
　　后来，石家庄纪委责令该县撤销城管，大队长张志民被撤去党内行政职务。元氏县，成了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城管的县城。
　　没有了城管 小县城再现“清明上河图”的场景
　　“没有城管了！”小贩们顿时活跃起来，大街上一片繁荣，贩夫走卒们来了，叫卖声此起彼伏，活像一幅现代的《清明上河图》。
　　元氏县槐阳镇商贩、50多岁的胡志珍(化名)在县城人民路上摆摊有10年了。“什么时兴卖什么！”她的水果摊较大，由于常年在这里卖东西，有了些熟络的主顾，所以生意也比别人好些。
　　记者采访时，只要摊位上没有买家，她便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没有城管的日子。
　　7月24日上午10时，胡志珍就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摆了一个长达5米多的摊子。同时，附近一个小商贩牛文礼从农用三轮车上将一个个装着白菜、豆角、黄瓜、辣椒的塑料筐搬下，沿着街道足足摆了近2米长。
　　而就在牛文礼忙得不可开交时，位于槐阳大街与兴华路十字路口马路对面的菜摊已悄悄地摆上了，附近的自行车修理铺也支了起来。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来“凑热闹”，摆上一盘象棋，杀得天昏地暗。而他们下棋的地方，便是以前的城管大队办公地址。同样“热闹”的还有该县明珠服装商场门口，那里是元氏县的商业中心。
　　中午11时还不到，县城鑫丰商厦门前的广场上，十几辆小商贩的三轮车一字摆开，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有卖冰糖葫芦的、炸鸡柳的、台湾烤肠的，还有卖陕西凉皮、蒙古奶茶、白吉馍夹肉、煎饼和烤红薯的，俨然一个“中华小吃大全”。
　　7月24日，本报记者在元氏县走访发现，自2009年元氏县城管队被撤销后，元氏县的长春路步行一条街，慢慢地成了县城“批发一条街”。为了吸引顾客，很多老店铺将商品摆到了店门口，道路两侧服装、鞋帽、家用电器、小商品琳琅满目。
　　一辆辆农用机动三轮车横在马路中间，小商贩们干脆将车厢四周的挡板放下，直接在车上支起了摊位。一条由农用机动三轮车组成的小商品摊位连成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将长春路一分为二，过往的人群不得不在间隙中找到空间。
　　据当地小商贩说，以前这里管得严，但后来城管被撤销后，慢慢地就成了这个局面。虽然后来又有城管了，但那里已成气候，小贩们的习惯也很难改变，城管来了也没办法。
　　半年后悄悄组建，职能弱化
　　距离元氏县城管被撤销大约7个月后，当地有人发现，原本位于槐阳大街的城管大队招牌被摘下，而在县城北边一条荒凉的街道上的一间民居里，悄悄挂起。元氏县委宣传部一位李姓负责人证实，现在的城管大队隶属于“元氏县住建局”，是一个附属办公室的编制。在记者的采访中，没有人可以回答当时为什么要再组建这支队伍，但这支新城管队的城管职能弱化却是现实。
　　7月23和24日，记者连续走访了元氏县数十个商贩发现。这些商贩分为两类：一类是城管认可的小商贩；另一类是没有合法手续，只能偷偷摸摸摆摊的小贩。所谓的认可，即合法的小商贩，根据摊位大小，每月给城管缴纳60元~400元不等的管理费，收费标准没有成文规定，根据目测的生意好坏来判断。对于小商贩而言，用并不算太高的费用来代替被追撵的恐慌，是一笔还算划算的买卖。
　　“交钱后，哪怕有一些轻微的占道经营，城管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于那些没有合法手续的商贩，又是另一种情况了。”一个商贩说。
　　来自陕西汉中的黄先生，在元氏县摆摊卖凉皮已有5年多历史。他原本在该县人民路临街卖凉皮，可城管不允许，他不得不摆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巷子里，虽然他在原地放了一个大大的红色路标，但依然无法阻挡顾客的减少。
　　但好在，现在的元氏县城管很少会暴力执法，一般是口头教育，甚至很少没收摊贩的三轮车。该县一位退休老干部告诉记者，这与以前的城管不同，以前(被撤销前)的城管局，在县城里飞扬跋扈，经常打骂小贩，民众意见较大。
　　记者走访中发现，现在的元氏县县城，有城管和没有城管的县城面貌，其本质差异并不大，除了一些关键位置的疏通外，其余地方占道摆摊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当然，采访中也有人对城管持支持态度，“没有城管怎么行？太乱了不好，不方便。”一个老人说。
　　新“城管”的执法尴尬 依然无法可依
　　“我们都存在11年了，怎么还是临时机构？”元氏县城管大队原队长张志民说。在元氏县城管大队被撤销命令下达之后，他不服，更加不理解。
　　在他看来，城管队收停车费的事情县政府早就知道，也是默许的。张志民算了一笔账：“当时，城管大队共有46人，除了我是公安干警编制，其他成员均为临时工。几十个城管队员要发工资，办公场地租的居民楼，再加上日常开支，每个月需要几万元，可县财政每个月才给2000元经费，怎么活？”
　　《新京报》记者黄玉浩是2009年前去元氏县采访城管被撤销事件的记者之一。据他回忆，当时元氏县城管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政府表彰的奖状，还有县领导与先进个人的合影照。虽然张志民的个人工资不过每月700元左右，但他开着一辆价值20万元的小车，在这个小县城里显得很阔绰。
　　时至今日，元氏城管早已不是原班人马。甚至记者采访时，一些年轻城管根本不知道2009年发生的事情。元氏县城管大队办公室主任胡东博介绍，目前城管主要领导和大部分队员的精力都放在了市容绿化用地的拆迁上。
　　胡东博认为，城市不论大小，城管都不可或缺，没有城管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是不负责任的。对于目前城管队员的编制，胡东博明确表示不是公务员，只能算事业单位。但即使如此，依然有不少城管队员没有正式编制，属于“临时工”。
　　记者了解到，元氏县一名普通公务员的工资大概为每月1800元，而城管队员的工资不到1300元，对编制的向往，是元氏县很多城管队员的梦想。
　　胡东博说，执法没有依据，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什么是城管该管的，什么事不该插手，这是一个普通县城城管大队的尴尬。“如果县政府能出台一个条例，规定什么地方可以摆摊，什么地方不能摆就好了。”
　　前些天，胡东博去石家庄市城管局开了一个交流大会，一个新的理念是建设数字型城管，即像交警一样在主要路口安装摄像头，然后依法处罚，用于城市管理。
　　“那得500万，对于我们元氏县来说，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胡东博挥挥手说。


源自华商报

sar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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