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晚年的政治自信与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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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晚年的政治自信与政治智慧
　　【学习小组按】
　　8月20日，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诞辰座谈会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习近平作重要讲话，讲得非常精彩。
　　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晚年的成就最为人称道。今天，学习小组(微信公号：学习小组，ID：xuexixiaozu)组员武市红发来一篇长文，分析邓小平晚年的政治自信与政治智慧，值得组员学习。
　　论邓小平晚年的政治自信与政治智慧
　　内容提要：1989年11月，邓小平正式退休，开始真正的晚年生活。在此后7年多的时间里，他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国际局势和国内政治风波后的复杂形势，在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和中国未来表现出高度政治自信和不容置疑的政治定力；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运用一生铸就的政治智慧，决策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用宏大的手笔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深刻思考和阐述一系列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和人民留下了新的宝贵思想遗产。
　　一、 坚定的政治自信
　　政治自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保持政治定力的底蕴，敢于面对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邓小平的政治自信，在其晚年更显得坚定虬劲。可谓“霜愈色更浓”。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苏东剧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有人断言，马克思主义不行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归于失败。既然共产党执政70多年的苏联可以迅速地分崩离析，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在国内，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严重质疑，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有人由此对改革开放提出质疑，把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风波的发生归罪于此，试图否定改革开放，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有人趁机提出“西化”，主张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邓小平退休了，但他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力没有减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和中国未来的态度和立场，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倾向，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凭着“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中华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邓小平以其坚定的政治自信和不容质疑的政治定力，又一次成为党和人民的主心骨，又一次锁定了中国的政治风向标。
　　(一) 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充满自信
　　面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遇到的重大挫折，邓小平冷静地指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
　　邓小平这种自信，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深刻理解。他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的挫折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的危机，也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的危机。如同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某种暂时的复辟、严重的挫折是难以避免的规律现象。
　　邓小平是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他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他称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因为真懂，他坚信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真信，他认真践行，始终坚持：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坚信马克思主义，就是坚信社会主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还来自对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切身体会。他的一生与20世纪同行，亲身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主要历史进程。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历史地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的；是怎样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有着最深切的认识。惟其如此，他非常坚定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坚定自信还来自他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理性判断。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历史背景下，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而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体系。中国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不坚持社会主义，随波逐流，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是西方国家的附庸国。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之所以有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中的大国地位，就是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否则，中国就只能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
　　邓小平的坚定自信更来自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切把握。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初步找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在90年代末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展现出新境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的理论自信始终不为外界所左右。
　　(二)对中国改革开放充满自信
　　改革开放，是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把握基本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旨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年，他把改革开放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晚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谁也不能阻挡改革开放继续下去。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自信，最主要的是源于他坚信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的历史性选择，是全党的觉醒，人民的意愿。他说，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发明，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是党的集体智慧。他的功劳是把这些发明和智慧概括起来，提出方针和政策。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自信，源于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进步。实行改革开放不过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国家和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闯过了“ 六 四”国内政治风波，在国际政治风波面前岿然屹立。
　　邓小平的这种自信，突出地表现在他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他不仅强调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而且提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更大一些，步子要更大一些。他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胆识，决策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打出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旗帜。他在视察南方途中，用“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这些充满激情的谈话，拯救了陷入困境的改革开放，在全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充满自信绝不是盲目自信。邓小平意识到改革开放的事业还只是起步，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他坦言，因为没有经验，在改革开放中“确实有失误”，“而且失误很不小”。因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是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他是一个善于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时刻准备并勇于修正错误的政治家。他希望新的中央领导层也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就抓紧解决。总结经验的重点要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根本的一条就是改革开放不能丢，不能放弃。
　　(三)对中国未来充满自信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充满担心甚至失去信心的情况下，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凭着70多年的政治经验，邓小平辩证地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各种矛盾的方方面面，始终把握着时代的主题，探寻着中国发展的机遇。他认为国际局势对中国而言不可能坏到哪里去，不必把国际形势看成一片漆黑，不要认为我们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中国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中国有利的条件、机遇存在着。他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达不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的。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40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10年的发展，中国的实力增强了，中国不仅不会垮掉，而且会更加发展起来。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事实。
　　邓小平晚年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自信，突出地表现在对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的理性分析上。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不久他就指出，“三部曲”发展战略目标，不是一个“左”的目标，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61年以后，到建国100年时让有15亿人口的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应该是能够做到的。在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他通过冷静分析，看到实现战略目标的有利条件：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过去的10年中国进步很快，今后会进步更快；中国虽然人均收入水平低，但并不是样样都落后，在许多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中国还有几千万在海外的希望中国兴旺发达的爱国同胞；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晚年向全党全国人民作出的深刻政治嘱托。谈话产生的巨大反响，让他更加充满自信。他说，没想到谈话的影响有这么大，说明老百姓拥护这个讲话。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好，人们拥护这个制度。现在欧洲的一些社会党人也在说，中国的道路是正确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在搞清楚了。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历了几百年，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要判断输赢，赢家一定会是社会主义。
　　二、高超的政治智慧
　　政治智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的运筹帷幄、统揽全局的能力，处惊不变、勇于面对和敢于战胜任何挑战的胆略和勇气，洞悉未来、把握未来的韬略和卓越胆识。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作出政治交代，希望他们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几点要求，是他自己的一贯坚持和遵循，是他在救国、兴国、强国实践中锤炼的政治智慧。在他晚年，这些政治智慧又一次得到了完美展现。
　　(一)放眼世界，掌握主动
　　邓小平晚年仍然以宽广的眼光审视国际形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思考中国应对世界之策和发展之策。
　　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上还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莫衷一是时，他就预见到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将会发生变化，世界格局的最大可能是走向多极化。“知天下者，善谋大势”。同一超独大的世界格局相比，多极化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发展。他未雨绸缪，提出中国作为多极化中的一极，要正确判断自己的地位，绝不能示弱、不能贬低自己。要在多极化的进程中发挥作用，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要积极推动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他提出要把韬光养晦、不当头作为根本国策，其深层用意是不树敌，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引火烧身；争取更多的朋友和支持者，使中国在整体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他还预见到，随着苏联解体，旧的冷战结束，一场新的针对整个第三世界、针对社会主义的冷战已经开始。西方国家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特别是它们以人权、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为借口，不断干涉制裁中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高举和平的旗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邓小平晚年反复强调的重要话题。他说，中国要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今天，面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新兴大国必然与守成大国发生对抗冲突的种种预言，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他的深刻用意。
　　为顺应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大趋势，让中国在日渐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走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邓小平为中国的对外开放规划了更高的目标，提出要以更大胆、更主动的姿态对外开放，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深化对外开放的层次。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是以金融、商业、贸易、信息、技术等第三产业一体化为核心的。他从战略高度看到“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提出中国在金融方面要取得国际地位。在规划和设计上海未来的发展目标时，他特别建议要把上海打造成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像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欧洲的伦敦、法兰克福一样，代表中国与世界对话。他说浦东从开发那天起，就要考虑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按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把国际资本吸引到上海。
　　要获得和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一定要占据制高点。邓小平指出：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只有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据优势，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掌握主动。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抓住科技发展的机遇，也能迎头赶上。错过了，在短期内会被抛到更远的后面。他在各地视察时，多次向科技人员求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是否准确。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提出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今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正在孕育新的突破，各国都在试图抢占新的国际竞争制高点。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更能体会到邓小平的用心、智慧与胆略。
　　(二)开阔胸襟，更新观念
　　开阔胸襟，既是修养和品格，也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智慧。开阔胸襟，方能博采众长，更新观念，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
　　邓小平有着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乐于知新、求新、永远不满足的创新精神。他反复强调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经验，包括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针对人们对证券、股市的担心和争议，他提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他以同样的智慧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得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结论，为从根本上厘清在计划和市场关系上长期存在的混乱思想，破除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的藩篱，为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变，实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严峻形势面前，邓小平开阔胸襟，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国际关系，即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维护和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坚持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他说：“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他也建议各国政治家超越历史、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限制，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长远的战略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他冷静观察苏联解体引发的动荡和混乱，指出：苏联解体实力会削弱，但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也是一极。不管苏联发生怎么样的变化，都要同它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同中国所努力建立的宽松良好的国家关系并行不悖。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顺利向中俄关系转变，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与独联体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不断发展。这无疑是直接得益于邓小平的开阔胸襟和全新观念。
　　(三)放眼当前，立足实际
　　放眼当前，立足实际，就是正视现实，讲究落实。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政治家，以踏实、务实闻名于世，在务实中展现出深邃的智慧。
　　邓小平晚年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是冷静的、客观的、辩证的，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他提出要让十几亿人都过上好日子，在一个百年走完发达国家在几个百年走过的路程，必须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建设。在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风波面，他指出 “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国内政治风波发生后，他反复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最关键的问题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放眼当前，就是要把握稍纵即逝机遇和条件，加快发展。从1990到1994年四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十几次讲到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给中国留下的机遇不多了。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在千头万绪的纷繁事务中，把握重点，抓关键环节，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突出体现。他强调要加快发展，也强调发展方式问题。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要讲效益，也要讲质量；要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他认为苏东剧变，多个国家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甚至瓦解衰落，问题出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中国要出问题，也会出现在共产党内部。一定要警惕这个问题。一定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他指出，腐败现象是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现象的滋生已经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如果任由腐败发生发展，不仅会影响到党的声誉信誉，而且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确实会有失败的危险。他要求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以雷厉风行的高压态势，抓大案要案。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四)放眼未来，确保方向
　　对未来作出前瞻性的思考和设想，是政治智慧的重要体现。政治家的这种思考和设想能够影响未来的走向，营造发展的前景。
　　邓小平没有走入21世纪，但他对未来一些关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败、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作了很多思考和预见。他最关注的是长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担心在不知不觉中动摇和改变这条路线，因而强调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千叮咛、万嘱咐，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邓小平晚年决策开发开放浦东不是突发其想，而是他一个重要的前瞻性战略思考和部署。他的用意在于推动上海、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利用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影响和辐射全国的改革开放。这是实现他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部署，是实现他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沿海帮助内地、缩小地区差距“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重大部署。
　　邓小平有着见微知著的眼光和深谋远虑的情怀。他晚年预见到，中国发展起来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可预料的事情，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风险和挑战。自然出现的“两极分化”解决不好会导致民族矛盾、地区矛盾、阶级矛盾，甚至会引发社会动乱，最终落到资本主义。腐败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现象，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能解决。他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制度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最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保证。到晚年他又提出：用至少30年的时间，把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通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邓小平离开我们快20年了。今天，在纪念他诞辰110周年的时刻，回首他晚年作出的战略思考和重大决策，再次深切感受到，正是他坚定的政治自信和敏锐、深邃的政治智慧，让中国闯过了道道难关，在新世纪，掌握了很多战略主动权；拥有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自信的可靠依据。社会主义中国再一次没有按照怀疑论者们所预测的轨迹运行。
　　【作者简介】武市红，1962年7月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巡视员，邓小平研究界知名学者。　　
　　武先生长期从事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理论研究。参加撰写《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年谱(1904—1974)》、《邓小平画传》等。担任《总设计师邓小平》、《邓小平自述》、《警卫秘书眼中的邓小平》的主编。担任大型电视文献片《中国1978—2008》以及电视文献片《邓小平与浙江》、《永远的小平》、《忠贞——卓琳》、《走进小康》的撰稿。著有：《百态人生——生活中的邓小平》、《世纪风流——邓小平与卓琳》。合著《伟人之初：邓小平》、《邓小平的浙江情》。发表《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论邓小平解决东西部差距的战略部署》、《国外邓小平研究述评》、《邓小平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邓小平对中国旅游业的思考与历史贡献》等研究文章多篇。
源自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