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十万计的机关干部“三进三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1万个村社党组织落实定期接访、进家入户走访、群众意见限期办理反馈“三项制度”，力求把群众的急难苦困化解在源头。
这套震撼力大、覆盖面广的措施因何出台？干部们进村下乡、走家入户后，是应景作秀，还是真正地和群众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
“走下去”是群众之盼
“五六十年代同吃住，摸得到脚；七八十年代上广播，听得到声；九十年代坐小车，看得到烟；现在只能在电视上瞧到影”———这是群众对少数党员干部作风蜕化的讽刺。重庆市委也曾给一些脱离基层的干部“画像”：不下基层，下情不清，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心思不朝下。
有53年党龄的重庆市云阳县黄石镇中湾村老党员刘厚贵说，群众对党员干部有三盼：政策不打折，有事不推脱，平时能上门。三件事做不好，大家就生气，小问题可能酿成大矛盾。经济社会加速转型发展，也给群众工作带来新挑战。“集体人”变成“社会人”后，群众和组织的联系减弱；乡村管理范围扩大、人口流动频繁，亦使社会管理难度增加。
干部农户“结穷亲”
为了让党员干部适应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要求，重庆大力开展“三进三同”，要求机关干部每年一周、新提任领导干部和新招录公务员在试用期内用一个月时间，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带着“把群众当亲人”的热情和使命，两年之间，25万人次机关干部走下田间地头，不但握起农具干活，端起粗瓷碗饮水，而且集智助力，帮农民解决出行、饮水、就业等难题。按照刚性规定，他们一律不准事先“踩点”；一律吃农家饭、睡农家床；每人每天按不低于25元的标准向农家交伙食费；干部和农户要“结穷亲”，穷亲不脱贫，帮扶不脱钩。
他们全力以赴，建立干群鱼水之情：合川区委组织部长郭小忠住到最偏远的联珠村，帮助八旬老党员宋安富修房子、治病；荣昌县检察院检察长梁经顺来到偏僻的昌州村，为孤儿周星星筹资盖房，帮他重返校园；九龙坡区编办主任李登富和因病致贫的农民廖兴文“结穷亲”，一手为他修鱼塘、买鱼苗，授人以“渔”；交巡警女子特勤支队队员张菂西成为留守儿童孙立的“干妈”，主动挑起了送孙奶奶看病的担子……
农民们说，多年来头一回看见干部卷着裤腿下田，和大家围坐吃汤圆、聊致富经。老党员刘厚贵表示，县委书记李洪义来到自己家，吃农家饭，不搞特殊，真心帮扶自己，这种干部自己欢迎。
群众手里有“王牌”
尽管“三进三同”“结穷亲”措施给力，但解决群众诉求的根本渠道仍在基层一线。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存根说，必须着力夯实和老百姓接触最频繁、联系最直接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听民声、解民忧、化民怨，服务管理进户到人。
从2008年起，重庆全面推行联系服务群众“三项制度”，即村社党组织书记每周接访群众、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群众、群众意见定期办理反馈。办法简单易懂，规定却很硬：接访要一人一记，一事一记；走访要分片包干，填写《民情日志》，一家一户建民情档案；对群众意见要限时办结反馈或作出解释说明，由群众评价签字。
一篇进家入户的《民情日志》，往往就是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空巢老人周为珍病倒家中，奄奄一息，幸亏被前来走访的社区干部邓丹发现，挽回了生命；八旬老人李伦长独居深山，几乎与世隔绝，干部走访到他家，他惊讶得落泪。
数年耕耘，“笨功夫”收到了惊人效果，目前已帮助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235.6万件，大量矛盾和怨气消弭无形，社会服务管理到了人头。云阳县双江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泽江说，2008年辖区群众到街道信访投诉数百件。扎扎实实搞了两年“三项制度”后，这一数字骤降到46件。
重庆将“三项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基层党建工作考核，3次开展大规模专项督察。张年全说：“现在群众手里有签字评价、电话回访等几张‘王牌’，干部戴上了‘紧箍咒’，谁也不能开小差。现在做好群众工作就是干部最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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